寻找元青花

寻找元青花的过程也许就应该像这样展开一个历史故事?曾经无数次“山重水复”,当然也相应地“柳暗花明”,也许就在那些不断闪现的历史缝隙间,我们才能更真实地看到元青花的身影?从一件装CD的鬼谷子下山大罐,到一件价值两吨黄金的巅峰艺术品,我们在与其惊喜相逢中,终于看到一个时代的辉煌艺术风貌——本文这样的叙述方式,自有其如行山上的阅读效果。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约翰·波普提出“元至正型青花瓷”的观点时,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元青花”概念曾经一度激动人心。精于收藏亚洲和埃及艺术品的美国克利夫兰艺术馆,曾经专门举办过“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艺术”展览,让人们对元代瓷器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然而,即使对于收藏界的鉴赏专家来说,要准确地认出元青花,仍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比如上世纪70年代,当伦敦佳士得拍卖行的专家,在荷兰一户人家面对一件装着CD的中国青花瓷罐的时候,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就是传说中的元青花,而认为只是一件价值一般的明代青瓷仿品。

这件荷兰人装CD的青花瓷,就是鬼谷子下山元青花人物大罐,在2005年的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被古董商吉瑟普·埃斯肯纳茨以15.68亿英镑拍下,一下子点燃了人们对这种元代瓷器的热情。元青花不只是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忙碌于柴米油盐的人们也知道它是价值不菲的代名词。

如今,青花特点浓郁的纹饰已经化为一种符号,被印制在现代的各色器物上,当成是“中国特色”的体现。可是想到元青花,首先从我记忆的箱底翻出来的,还是那段与财富有关的故事。

拍卖会结束,埃斯肯纳茨只透露请他代为出价的是一个“来自西方的中国陶瓷收藏者”。故事就此戛然而止,再也没有人见过那件鬼谷子下山的罐子,只是津津乐道于它令人咋舌的价格以及围绕它和元代青花瓷的诸多迷雾。

在讲究传承有序的中国陶瓷发展过程中,元青花到底从何而起?从内敛典雅的宋瓷到器型庞大的元青花,中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之前并不多见的蓝色花纹,如何最终固化成多数人审美趣味中重要的一环?出现在拍卖行的青花大罐,为什么会让人心甘情愿付出可以购买两吨黄金的钞票?

江西特有的红色土壤从车窗两边滑过,当土壤上立着的路灯变成青花瓷模样的时候,景德镇就不远了。

高楼从这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小城拔地而起,高档的商场和街道两旁略显嘈杂的小店一层层地涂抹在城市的肌体上,乍看之下,让人们几乎要忘记这是座因瓷器而闻名的城市。

其实仔细打量,还是很容易发现青花瓷的印记——它总是被摆在瓷器商店最显眼的位置,商家卖力地推销着这种瓷器,不仅因为它“是这里的特色”,更是因为相比其他瓷器,它更“耐用,不褪色”。在现代化发展之余,小城的一切,看起来都在努力复原那个距今600多年,在金戈铁马的间歇期所呈现的繁忙景象。

元朝的人们,或许也曾经这样叫卖过这种瓷器。毕竟在位于波斯湾北岸的霍尔木兹岛,这个13至14世纪伊朗的主要贸易港口,元代中国西亚海上航线的终点,人们发现了大量的元代青瓷和青花瓷,位于伊朗内陆的内沙布尔也发现了元代青花瓷器。埃及福斯塔特,开罗的前身,也出土过数百片元青花碎片。

可实际上,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初,尚不习惯使用瓷器。《元史·何荣祖传》记载,这位忽必烈的宰相:

第以居,饮器用青瓷杯。中宫闻之,赐以上尊,及金五十两、银五百两、钞二万五千贯,俾置器买宅,以旌其廉。

可见当时的上层人士认为使用瓷器还是一种清廉,乃至寒酸的表现,对身份的彰显远不如金银器那般酣畅直白。

自元以后,这种曾经让世界惊艳的青花瓷,在国内也很少被记载,以至于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并不能确定它是否存在。

民国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曾写道:“元代制瓷亦有多窑,然其名不著,统称曰元瓷而已。”

即使历代皇帝,很可能也没有认识到这种由马背上的民族主导烧造的瓷器之精美。在传世品保存最多的北京故宫博物院,旧藏中虽有宋代五大名窑的贡品,也有明清两代各类御用瓷器,而唯独缺少元青花。如今馆藏的元青花,大多是故宫博物院1949年后收购或者由外省市博物馆调拨进馆的墓葬出土物。

“这应该和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关,他痛恨蒙古人的统治,而且视他们为胡虏,所以明朝廷也就很少收藏元青花。”在江西景德镇考古所,所长江建新告诉我,“再加上关于古代工匠的记录本来就比较少,这就造成了元青花的研究有诸多困难”。

上世纪20年代,广东籍华侨吴赉熙从智化寺的老僧那里买来两个60多厘米高的青花云龙象耳瓶,瓶肩写着一段文字:

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

虽然题字中明确提到了“至正十一年”这个属于元朝末期惠宗的年号,但是当吴赉熙把瓷瓶带到琉璃厂求售时,没有见过元青花的古董商依然将其判断为赝品。

后来,这对瓷瓶辗转被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直到1950年,美国学者约翰·波普对这两个青花瓷瓶进行研究,提出“至正型”元青花的观点,国内关于元青花的考察才正式开始。

如今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比博物馆,曾经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皇宫和主要居所,这里至今仍珍藏着完整的40件元代青花瓷器,其中包括60多厘米甚至70厘米高的八方葫芦瓶。到这里亲密接触过这批藏品的上海科学院研究员许明先生,形容它们“发色是那样的湛蓝、明亮、清纯、宝石一般地闪光”,“如果不是放在托普卡比皇宫,而且放了不少年,我相信不少人会把它当作北京潘家园市场的高仿品”。

从1992年起,中国的专家就开始与土耳其接触,希望能参观这批元青花瓷器,但是要见到这些在土耳其被列为国宝的文物并不简单,最为严苛的时候,必须经过土耳其总理府的批准。故宫博物院专家李炳辉先生曾经说过:“不到土耳其亲眼看一看这批元青花,中国的陶瓷专家死不瞑目。”

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六个多世纪前的文人墨客,对如今受到热捧的元青花可能也并不太感兴趣。

元末孔齐的笔记《静斋至正直记》中,记载了元末士大夫阶层所喜好的定窑、官窑、哥窑和景德镇的御土窑(即枢府器),而没有涉及元青花。中国最早的文物鉴定专著《格古要论》在论及饶窑(即景德镇窑)时,更直率地说“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

元末人们对元青花的态度,或许受到庙堂之上皇帝态度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在试图回归几百年对瓷器的审美。

“南青北白”的单色釉长期以来是中国传统瓷器的典型色彩,唐朝诗人陆龟蒙曾赞颂越窑青瓷:

崇尚青瓷的习惯,到了宋代,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尊重和发展,不仅“宋瓷如玉”,而且这时的瓷器“汁水莹润如堆脂”。

可是温文尔雅的宋朝并没有获得多久的安宁时光。它甚至还没来得及从辽金的压迫中喘口气,蒙古这个迅速成长起来的游牧民族就开始气势汹汹地南下了。

滚滚铁蹄很快踏遍中华,以至于“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廓丘墟。”“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疙疮满目。”

宋代文人讲究“天工与清新”、“疏淡含精匀”的审美文化,似乎也随着朝廷的覆灭而被一扫而空。宋宁宗时前往蒙古的赵珙在《蒙鞑备忘》中这样描写这群中华大地的新主人:

鞑人地饶水草,宜羊马,其为生涯,只是饮马乳,以塞饥渴。凡一牝马之乳,可饱三人。出入只饮马乳,或宰羊为粮。故彼国中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

这些逐水草而居,饮马奶解饥渴的民族,估计很难欣赏器型娇小典雅的宋代瓷器吧。于是,产生在这个时代的元青花不仅变得更为硕大,而且花纹繁复,与宋朝器物风貌大相径庭。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元代的青花云龙罐,高29.5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18厘米,丰满的罐体上用青花描绘着海水龙纹,与明代洪武时期的青花仅略带蓝意、实则灰黑以及永宣时期有非常明显的铁结晶斑的现象都截然不同,这件来自元代的青花罐笔触有力,青色苍翠浓艳,青花表面釉质光润。

罐体腹部绘有的两条龙身体修长,头小颈细,怒瞪双眼。两只游龙奔腾在汹涌的浪花之上,似在怒目追逐,又似在并驾齐驱,生动形象。

在佳士得拍卖行的网站上,至今仍保留着对鬼谷子下山罐子的描述:“这个华丽的罐子是由技艺精湛的画师用精细的蓝色钴料绘制而成,当时应该有一系列这样描绘当代故事的罐子。可是现在,国际收藏界仅存7件。目前,新近被发现的这一只将这个数字改写为8件。”

浓重的青色花纹,把人物生动地描绘在白色的罐体上,如今人们对这件鼎鼎大名的鬼谷子下山元青花大罐已经并不陌生。但许多人还是无法想象当时人们在拍卖行看到这个罐子时惊奇的表情。

“全球收藏界都在为这个罐子的现身而感到震惊,中国人的热情也被激起来了。”《》如此报道,而且,“据说有实力的中国买家已经联合起来,准备要把这件元代青花罐子带回中国”。

中国,景德镇,就是这个以高价震惊世界的元青花的故乡。600多年前的人们更习惯做的事情,是把这些泛着蓝光的瓷器运往世界各地。

根据已故的陶瓷鉴定专家冯先铭先生统计,如今在埃及、伊朗等地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大盘,国内仅北京故宫和上海博物馆有几件,绝大部分在中东地区。它们被生产出来的目的,本身可能就是为了适应国家居民的生活习惯。在明代记录郑和下西洋见闻的《瀛涯胜览》中如此描写这种习惯:

国人用盘盛满其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宴会时皆以大盘盛姜黄色而富有香味的饭肴,置于敷在地上之席中……以手撮而食之。

有时这种盘上用阿拉伯文书写教祈祷词或《古兰经》上的颂圣文字。而一些直径超过1米的元代大碗,很有可能是放在寺中给朝拜者饮水使用。此外还有一种风格特殊的扁壶,国内仅元大都曾经有一件,基本上都在中东地区发现,显然是为适应中东地区市场而生产的。

“元青花本来的主要定位就是外销瓷。”位于景德镇的厚森青花瓷博物馆馆长洪永信说,“而且当时可能已经形成了中东等国家来人、来料、来样订制,景德镇负责烧制的模式,就像今天沿海地区的中国工厂。”

其实早在唐代,匠人们就已经可以烧制青花瓷器。从上世纪70年代起,这些唐青花零星地在唐代著名港口扬州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文宽先生认为这些唐代的青花瓷亦当为外销所用。而且绘制青花所需的钴料,经过检测也是从国外进口传来。但是中国随着大唐帝国的崩塌而陷入了持久的混乱,唐青花很快就归于沉寂。

是否因为战乱导致的贸易中断,才使人们疏于生产这种颇具异域风情的青花瓷?如今只能靠猜测来补充这段缺失于文字材料中的历史。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欧亚大陆的交通再次被蒙古铁蹄打通,青花瓷的鼎盛时期在元朝到来了。不仅产量大增,而且从波斯进口的,被人们称为“苏麻离青”的钴料,让瓷胎上的青花更加青艳浓翠。

公元2009年7月,当景德镇市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影院红卫影院拆除时,考古人员在其地下的窑址发现了一些特别的元青花瓷器,不少器物上都有青花文字和釉里红小花朵装饰,这种式样在元青花的传世作品中并没有见过,但在11至15世纪《古兰经》经卷上却并不少见。拼凑这些残缺不全的青花文字后,发现是波斯文字,经翻译大意为:

对这段表达常见波斯主题的诗歌进行过研究的景德镇陶瓷学院黄薇女士认为:“从文字书写的流畅程度以及书法水平推测,书写者不仅通晓波斯语并具懂得抄写波斯文,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

蒙元时期的景德镇陶瓷作坊,真的有金发碧眼的波斯人留守?这应该并不是太让人意外的事情。13世纪的波斯史学家志费尼在记录有关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远征国外的历史著作《世界征服者史》中写道——蒙古军进占你沙不尔(今伊朗东北部呼罗珊省内沙布尔),把“活人杀光,仅剩四百人,这些人因有技艺而被挑选出来,并被送到突厥斯坦,其中一些人的后裔至今仍能找到”。

除此之外,完成统一之后的蒙古,因“站赤”等交通方式的完善,旅行变得非常简单,只要有统治者的庇护和“牌子”,往来各地并非难事,波斯语甚至成了国际通用语言,大量来自波斯的知识分子和工匠来到中国。元代许有壬的《至正集》载:“西域有国,大食故壤。地产异珍,户饶良匠。匠给将作,以实内帑。人用才谞,邦周攸爽”。可见,元代确实有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工匠在将作院工作,官府设立负责纺织和丝绸制造的撒答刺欺提举司时,还任命人负责管理。

频繁而紧密的交流,让元青花具备了得以产生的几乎所有条件。剩下唯一需要操心的,就是攻克技术难关了。

粗大的棍子用力一拨,脚下的辘轳就开始吱吱呀呀地转圈,上面放着的乳白色泥坯在师傅手中变换形状,最终变成一个个器物的造型。这些成型的坯胎要经过几道工序的修整,然后先放进窑炉里烧制定型,再用蘸着钴料的毛笔绘上花纹,最后在这些发黑的花纹外,浇上釉,送进窑火里接受1200摄氏度以上高温的炙烤,一件青花瓷方可成型。

“这其中并没有量化标准,全靠师傅的经验。”洪永信告诉我。除了青花瓷博物馆外,他还经营着由父亲开创的厚森窑,为了保存传统的技艺,这些年一直在烧制元青花的仿古瓷。但是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这也并非易事。

“烧制陶瓷72道工序,稍微有一点做得不到位,烧出来的东西就会不对。”洪永信说,在青花瓷博物馆的展柜中,摆放着两件由厚森窑同一批次烧造的两件元青花仿品,只因为在窑炉中摆放的位置不同,瓷器上的青花明暗差距甚大。

元朝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南宋所依赖的长江天险早已被突破,都城临安也在两年前不战而降,宋端宗赵染疾去世,被看做宋室最后希望的赵继续南逃,忽必烈统一全中华已经胜利在望。

就在这一年,元朝的将士还在追击南宋残影,朝廷就急匆匆地在江西浮梁县(时景德镇隶属浮梁)设置浮梁磁局,由中央政府工部或将作院管辖,专管瓷器烧造:

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大使各一员。

“元朝之所以会在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的时候,就匆忙建立磁局,应该和需要准备全国性庆典有关。”江建新说。虽然与当时享誉海外的龙泉窑相比,景德镇烧瓷技术仍有差距,但这里烧制的瓷器“洁白不疵”。而即将迎来自己鼎盛时期的蒙元帝国“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并且“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

官方力量的加入毫无疑问让景德镇的技术水平突飞猛进。管辖磁局的将作院,分工相当明细,还设有画局。“画局。秩从八品。掌苗画诸色样制”。虽然缺乏确凿的证据,但是江建新根据史料推测,那些隶属于将作院画局的宫廷画师,也参与到浮梁磁局的瓷器绘制中来。

而且江建新告诉我,这时的官窑并不像明清官窑那样独家垄断先进的技术,而只是一个管理机构,烧造产品时选择当地基础比较好的民窑烧造。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成书的《江西大志·陶书》记载这里的御瓷烧造“皆有命则供,否则止”。元代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卷二:“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

这些记录表明磁局的烧造活动不是长年累月都有,而是在朝廷“有命”的情况下才进行,生产完之后窑要封停,甚至“御土”(即高岭土)也要封存,不得私用。

“如果有专有厂址,也用不着烧造完贡瓷之后,便要封存御土,以防别人私用了。”江建新说。

海外庞大的市场需求,官方强有力的支持,民间各种力量的参与,当这些因素在景德镇撞在一起,元青花的产生或许真的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元史》记载:商人,持玺书,佩虎符,乘骚马,名求珍异,既而以一豹上献,复邀回赐,似此甚众。

有学者分析,经常进宝的商人往往要求皇帝的回赐。因此,国家所藏的部分元青花瓷可能是元廷的贡品,但并不长久归属宫廷,或赏赐给与元朝关系密切的伊利汗国,或回赐于商人,也或卖给的富商。这也就是为什么中东等国所藏元青花上,除了有异域风情的教装饰,还有许多保有蒙古人统治下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图案纹饰。

西至伊朗土耳其的元青花还只是元朝青花瓷中的一种,除了这种器型精美、具有御用瓷器特点,被学界统称为“伊朗型”的元青花,考古人员还在菲律宾发现了大量的元青花瓷,这种被称为“菲律宾型”的青花瓷,以中小型器物居多,而且大多绘画简单,烧制比较粗糙。或许是元代民窑日常大量烧制的,专门销往南洋的青花瓷。

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外销产品,烧制出器型硕大的元青花还不值得景德镇的作坊里传来欢呼声,如何把这些动辄直径超过40厘米的瓷器运到那些等待收货的买主手里,才是必须马上考虑的事情。

好在在长期的瓷器交易中,时人已经掌握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运输方法。宋人朱彧的《萍洲可谈》中记载:

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而在陆路上的运输,除了“大小相套”外,还在出发前把豆麦和一些泥土放进瓷器里,隔日洒水。等待豆麦发芽生长,并把瓷器牢牢缠住,以至于整捆扔到地上也毫发无损的地步,才安心上路。

“元青花是东西方文明碰撞在一起的结果,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只有这一点也就足够了。”当被问及元青花为何如此受人推崇的时候,江建新如此告诉我。

伦敦佳士得拍卖行。鬼谷子下山人物大罐的最终成交价格,是拍卖行预估价值的10倍,而且创下了中国瓷器拍卖的最高纪录,至今无人超越。即使在超过10亿英镑的高价上,埃斯肯纳茨依然和一个不知名的电话竞拍者呈胶着状态。

其实,当哈恩先生把家里那个用来放CD的青花罐子交给拍卖行的时候,他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拍卖,毕竟,在喜欢收藏中国货的爷爷那里,这样的瓶瓶罐罐并不少见。

民国时期,哈恩先生的爷爷范·赫默特男爵驻守北京担任荷兰使节护卫军司令时购得此罐。与吴赉熙买青花云龙象耳瓶时的遭遇类似,赫默特男爵购买的这个绘有精细人物图案的瓶子也从没有人想到过是元青花。毕竟绘有人物纹饰的元青花实在太不寻常了。

在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这里的一大特色就是保留了手工制瓷的传统,即使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这里负责绘画的师傅要重现罐子上的鬼谷子下山图案,也需要至少一周的时间。厚森窑烧制的仿鬼谷子下山罐,尽管大体看上去与图片的展示不相上下,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由于钴料的晕散,鬼谷子的眉毛已经不那么清晰了。

“人物特别讲究神采,所以绘画中的笔触就很重要。”洪永信说,“而由于泥胎吸水,钴料又容易晕散,所以要在罐子上画人物就特别困难。”

鬼谷子下山的罐子上,故事的主角鬼谷子端坐于车中,潇洒飘逸,一虎一豹拉车于前。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苏秦之兄苏代则骑马回峰殿后。鬼谷子及苏代之间还有一少年将军,纵马而行,英气勃发。

在中国历史上,鬼谷子是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物。他隐居鬼谷,著书立说,广收弟子。苏秦、张仪、毛遂及著名军事家孙膑、庞涓、尉缭子等皆是其门下高徒。有一次,其弟子孙膑出征时被擒,这才有了鬼谷子在苏代的请求下下山营救的故事。

在战火纷争中存在的元朝,这样的人物故事也就愈发被人们喜爱。民间把这段故事编为《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青花罐子上的图片,即源于至治年间所印樵川吴俊甫刻板。

刻板刻印完成后20多年,到了至正年间,景德镇瓷器烧造进入一个高峰。但差不多在这个时期,靠征战得来的元朝,又陷入了岌岌可危的状态。人们获得短暂的97年平静之后,再次被迫卷入战火之中。

这时景德镇变成了朱元璋的驻扎地,他在这里与陈友谅的汉军交战,一开始处于劣势,直到至正二十四年春建国号吴,才“江西悉平”。

从宋朝兵败直至明朝建立,战争几乎成了几代人的梦魇,也成了他们的记忆。这时的人们是否更加熟悉和推崇英雄人物,所以烧造了这个鬼谷子下山青花罐?或许在缺少实证的时候,对历史的细节认识永远只能依靠猜测蹒跚向前推进。但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是,在现存的青花人物罐中,描绘的人物场景确以战争题材居多。

与鬼谷子下山主题类似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就是其中之一。它出土于明代沐英墓中。沐英是明初战将,“太祖与孝慈皇后怜之,抚为子,从朱姓”。

当沐英在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去世时,青花大罐被当成陪葬品掩埋地下。或许从一个侧面说明,经历了元朝的繁荣与动荡,原本定位为外销的青花瓷,虽然还不能完全被社会的主流审美所认识,但已经渐渐被部分人所接受甚至推崇。

然而,到了晚明,青花又翻出另外的天地:大明永乐窑、宣德窑、成化窑皆纯白或回青、石青画之;宣德之贵,今与汝敌,而永乐、成化亦以次重矣。

寻找元青花的过程也许就应该像这样展开一个历史故事?曾经无数次“山重水复”,当然也相应地“柳暗花明”,也许就在那些不断闪现的历史缝隙间,我们才能更真实地看到元青花的身影?从一件装CD的鬼谷子下山大罐,到一件价值两吨黄金的巅峰艺术品,我们在与其惊喜相逢中,终于看到一个时代的辉煌艺术风貌——本文这样的叙述方式,自有其如行山上的阅读效果。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约翰·波普提出“元至正型青花瓷”的观点时,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元青花”概念曾经一度激动人心。精于收藏亚洲和埃及艺术品的美国克利夫兰艺术馆,曾经专门举办过“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艺术”展览,让人们对元代瓷器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然而,即使对于收藏界的鉴赏专家来说,要准确地认出元青花,仍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比如上世纪70年代,当伦敦佳士得拍卖行的专家,在荷兰一户人家面对一件装着CD的中国青花瓷罐的时候,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就是传说中的元青花,而认为只是一件价值一般的明代青瓷仿品。

这件荷兰人装CD的青花瓷,就是鬼谷子下山元青花人物大罐,在2005年的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被古董商吉瑟普·埃斯肯纳茨以15.68亿英镑拍下,一下子点燃了人们对这种元代瓷器的热情。元青花不只是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忙碌于柴米油盐的人们也知道它是价值不菲的代名词。

如今,青花特点浓郁的纹饰已经化为一种符号,被印制在现代的各色器物上,当成是“中国特色”的体现。可是想到元青花,首先从我记忆的箱底翻出来的,还是那段与财富有关的故事。

拍卖会结束,埃斯肯纳茨只透露请他代为出价的是一个“来自西方的中国陶瓷收藏者”。故事就此戛然而止,再也没有人见过那件鬼谷子下山的罐子,只是津津乐道于它令人咋舌的价格以及围绕它和元代青花瓷的诸多迷雾。

在讲究传承有序的中国陶瓷发展过程中,元青花到底从何而起?从内敛典雅的宋瓷到器型庞大的元青花,中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之前并不多见的蓝色花纹,如何最终固化成多数人审美趣味中重要的一环?出现在拍卖行的青花大罐,为什么会让人心甘情愿付出可以购买两吨黄金的钞票?

江西特有的红色土壤从车窗两边滑过,当土壤上立着的路灯变成青花瓷模样的时候,景德镇就不远了。

高楼从这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小城拔地而起,高档的商场和街道两旁略显嘈杂的小店一层层地涂抹在城市的肌体上,乍看之下,让人们几乎要忘记这是座因瓷器而闻名的城市。

其实仔细打量,还是很容易发现青花瓷的印记——它总是被摆在瓷器商店最显眼的位置,商家卖力地推销着这种瓷器,不仅因为它“是这里的特色”,更是因为相比其他瓷器,它更“耐用,不褪色”。在现代化发展之余,小城的一切,看起来都在努力复原那个距今600多年,在金戈铁马的间歇期所呈现的繁忙景象。

元朝的人们,或许也曾经这样叫卖过这种瓷器。毕竟在位于波斯湾北岸的霍尔木兹岛,这个13至14世纪伊朗的主要贸易港口,元代中国西亚海上航线的终点,人们发现了大量的元代青瓷和青花瓷,位于伊朗内陆的内沙布尔也发现了元代青花瓷器。埃及福斯塔特,开罗的前身,也出土过数百片元青花碎片。

可实际上,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初,尚不习惯使用瓷器。《元史·何荣祖传》记载,这位忽必烈的宰相:

第以居,饮器用青瓷杯。中宫闻之,赐以上尊,及金五十两、银五百两、钞二万五千贯,俾置器买宅,以旌其廉。

可见当时的上层人士认为使用瓷器还是一种清廉,乃至寒酸的表现,对身份的彰显远不如金银器那般酣畅直白。

自元以后,这种曾经让世界惊艳的青花瓷,在国内也很少被记载,以至于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并不能确定它是否存在。

民国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曾写道:“元代制瓷亦有多窑,然其名不著,统称曰元瓷而已。”

即使历代皇帝,很可能也没有认识到这种由马背上的民族主导烧造的瓷器之精美。在传世品保存最多的北京故宫博物院,旧藏中虽有宋代五大名窑的贡品,也有明清两代各类御用瓷器,而唯独缺少元青花。如今馆藏的元青花,大多是故宫博物院1949年后收购或者由外省市博物馆调拨进馆的墓葬出土物。

“这应该和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关,他痛恨蒙古人的统治,而且视他们为胡虏,所以明朝廷也就很少收藏元青花。”在江西景德镇考古所,所长江建新告诉我,“再加上关于古代工匠的记录本来就比较少,这就造成了元青花的研究有诸多困难”。

上世纪20年代,广东籍华侨吴赉熙从智化寺的老僧那里买来两个60多厘米高的青花云龙象耳瓶,瓶肩写着一段文字:

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

虽然题字中明确提到了“至正十一年”这个属于元朝末期惠宗的年号,但是当吴赉熙把瓷瓶带到琉璃厂求售时,没有见过元青花的古董商依然将其判断为赝品。

后来,这对瓷瓶辗转被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直到1950年,美国学者约翰·波普对这两个青花瓷瓶进行研究,提出“至正型”元青花的观点,国内关于元青花的考察才正式开始。

如今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比博物馆,曾经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皇宫和主要居所,这里至今仍珍藏着完整的40件元代青花瓷器,其中包括60多厘米甚至70厘米高的八方葫芦瓶。到这里亲密接触过这批藏品的上海科学院研究员许明先生,形容它们“发色是那样的湛蓝、明亮、清纯、宝石一般地闪光”,“如果不是放在托普卡比皇宫,而且放了不少年,我相信不少人会把它当作北京潘家园市场的高仿品”。

从1992年起,中国的专家就开始与土耳其接触,希望能参观这批元青花瓷器,但是要见到这些在土耳其被列为国宝的文物并不简单,最为严苛的时候,必须经过土耳其总理府的批准。故宫博物院专家李炳辉先生曾经说过:“不到土耳其亲眼看一看这批元青花,中国的陶瓷专家死不瞑目。”

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六个多世纪前的文人墨客,对如今受到热捧的元青花可能也并不太感兴趣。

元末孔齐的笔记《静斋至正直记》中,记载了元末士大夫阶层所喜好的定窑、官窑、哥窑和景德镇的御土窑(即枢府器),而没有涉及元青花。中国最早的文物鉴定专著《格古要论》在论及饶窑(即景德镇窑)时,更直率地说“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

元末人们对元青花的态度,或许受到庙堂之上皇帝态度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在试图回归几百年对瓷器的审美。

“南青北白”的单色釉长期以来是中国传统瓷器的典型色彩,唐朝诗人陆龟蒙曾赞颂越窑青瓷:

崇尚青瓷的习惯,到了宋代,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尊重和发展,不仅“宋瓷如玉”,而且这时的瓷器“汁水莹润如堆脂”。

可是温文尔雅的宋朝并没有获得多久的安宁时光。它甚至还没来得及从辽金的压迫中喘口气,蒙古这个迅速成长起来的游牧民族就开始气势汹汹地南下了。

滚滚铁蹄很快踏遍中华,以至于“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廓丘墟。”“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疙疮满目。”

宋代文人讲究“天工与清新”、“疏淡含精匀”的审美文化,似乎也随着朝廷的覆灭而被一扫而空。宋宁宗时前往蒙古的赵珙在《蒙鞑备忘》中这样描写这群中华大地的新主人:

鞑人地饶水草,宜羊马,其为生涯,只是饮马乳,以塞饥渴。凡一牝马之乳,可饱三人。出入只饮马乳,或宰羊为粮。故彼国中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

这些逐水草而居,饮马奶解饥渴的民族,估计很难欣赏器型娇小典雅的宋代瓷器吧。于是,产生在这个时代的元青花不仅变得更为硕大,而且花纹繁复,与宋朝器物风貌大相径庭。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元代的青花云龙罐,高29.5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18厘米,丰满的罐体上用青花描绘着海水龙纹,与明代洪武时期的青花仅略带蓝意、实则灰黑以及永宣时期有非常明显的铁结晶斑的现象都截然不同,这件来自元代的青花罐笔触有力,青色苍翠浓艳,青花表面釉质光润。

罐体腹部绘有的两条龙身体修长,头小颈细,怒瞪双眼。两只游龙奔腾在汹涌的浪花之上,似在怒目追逐,又似在并驾齐驱,生动形象。

在佳士得拍卖行的网站上,至今仍保留着对鬼谷子下山罐子的描述:“这个华丽的罐子是由技艺精湛的画师用精细的蓝色钴料绘制而成,当时应该有一系列这样描绘当代故事的罐子。可是现在,国际收藏界仅存7件。目前,新近被发现的这一只将这个数字改写为8件。”

浓重的青色花纹,把人物生动地描绘在白色的罐体上,如今人们对这件鼎鼎大名的鬼谷子下山元青花大罐已经并不陌生。但许多人还是无法想象当时人们在拍卖行看到这个罐子时惊奇的表情。

“全球收藏界都在为这个罐子的现身而感到震惊,中国人的热情也被激起来了。”《》如此报道,而且,“据说有实力的中国买家已经联合起来,准备要把这件元代青花罐子带回中国”。

中国,景德镇,就是这个以高价震惊世界的元青花的故乡。600多年前的人们更习惯做的事情,是把这些泛着蓝光的瓷器运往世界各地。

根据已故的陶瓷鉴定专家冯先铭先生统计,如今在埃及、伊朗等地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大盘,国内仅北京故宫和上海博物馆有几件,绝大部分在中东地区。它们被生产出来的目的,本身可能就是为了适应国家居民的生活习惯。在明代记录郑和下西洋见闻的《瀛涯胜览》中如此描写这种习惯:

国人用盘盛满其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宴会时皆以大盘盛姜黄色而富有香味的饭肴,置于敷在地上之席中……以手撮而食之。

有时这种盘上用阿拉伯文书写教祈祷词或《古兰经》上的颂圣文字。而一些直径超过1米的元代大碗,很有可能是放在寺中给朝拜者饮水使用。此外还有一种风格特殊的扁壶,国内仅元大都曾经有一件,基本上都在中东地区发现,显然是为适应中东地区市场而生产的。

“元青花本来的主要定位就是外销瓷。”位于景德镇的厚森青花瓷博物馆馆长洪永信说,“而且当时可能已经形成了中东等国家来人、来料、来样订制,景德镇负责烧制的模式,就像今天沿海地区的中国工厂。”

其实早在唐代,匠人们就已经可以烧制青花瓷器。从上世纪70年代起,这些唐青花零星地在唐代著名港口扬州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文宽先生认为这些唐代的青花瓷亦当为外销所用。而且绘制青花所需的钴料,经过检测也是从国外进口传来。但是中国随着大唐帝国的崩塌而陷入了持久的混乱,唐青花很快就归于沉寂。

是否因为战乱导致的贸易中断,才使人们疏于生产这种颇具异域风情的青花瓷?如今只能靠猜测来补充这段缺失于文字材料中的历史。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欧亚大陆的交通再次被蒙古铁蹄打通,青花瓷的鼎盛时期在元朝到来了。不仅产量大增,而且从波斯进口的,被人们称为“苏麻离青”的钴料,让瓷胎上的青花更加青艳浓翠。

公元2009年7月,当景德镇市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影院红卫影院拆除时,考古人员在其地下的窑址发现了一些特别的元青花瓷器,不少器物上都有青花文字和釉里红小花朵装饰,这种式样在元青花的传世作品中并没有见过,但在11至15世纪《古兰经》经卷上却并不少见。拼凑这些残缺不全的青花文字后,发现是波斯文字,经翻译大意为:

对这段表达常见波斯主题的诗歌进行过研究的景德镇陶瓷学院黄薇女士认为:“从文字书写的流畅程度以及书法水平推测,书写者不仅通晓波斯语并具懂得抄写波斯文,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

蒙元时期的景德镇陶瓷作坊,真的有金发碧眼的波斯人留守?这应该并不是太让人意外的事情。13世纪的波斯史学家志费尼在记录有关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远征国外的历史著作《世界征服者史》中写道——蒙古军进占你沙不尔(今伊朗东北部呼罗珊省内沙布尔),把“活人杀光,仅剩四百人,这些人因有技艺而被挑选出来,并被送到突厥斯坦,其中一些人的后裔至今仍能找到”。

除此之外,完成统一之后的蒙古,因“站赤”等交通方式的完善,旅行变得非常简单,只要有统治者的庇护和“牌子”,往来各地并非难事,波斯语甚至成了国际通用语言,大量来自波斯的知识分子和工匠来到中国。元代许有壬的《至正集》载:“西域有国,大食故壤。地产异珍,户饶良匠。匠给将作,以实内帑。人用才谞,邦周攸爽”。可见,元代确实有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工匠在将作院工作,官府设立负责纺织和丝绸制造的撒答刺欺提举司时,还任命人负责管理。

频繁而紧密的交流,让元青花具备了得以产生的几乎所有条件。剩下唯一需要操心的,就是攻克技术难关了。

粗大的棍子用力一拨,脚下的辘轳就开始吱吱呀呀地转圈,上面放着的乳白色泥坯在师傅手中变换形状,最终变成一个个器物的造型。这些成型的坯胎要经过几道工序的修整,然后先放进窑炉里烧制定型,再用蘸着钴料的毛笔绘上花纹,最后在这些发黑的花纹外,浇上釉,送进窑火里接受1200摄氏度以上高温的炙烤,一件青花瓷方可成型。

“这其中并没有量化标准,全靠师傅的经验。”洪永信告诉我。除了青花瓷博物馆外,他还经营着由父亲开创的厚森窑,为了保存传统的技艺,这些年一直在烧制元青花的仿古瓷。但是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这也并非易事。

“烧制陶瓷72道工序,稍微有一点做得不到位,烧出来的东西就会不对。”洪永信说,在青花瓷博物馆的展柜中,摆放着两件由厚森窑同一批次烧造的两件元青花仿品,只因为在窑炉中摆放的位置不同,瓷器上的青花明暗差距甚大。

元朝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南宋所依赖的长江天险早已被突破,都城临安也在两年前不战而降,宋端宗赵染疾去世,被看做宋室最后希望的赵继续南逃,忽必烈统一全中华已经胜利在望。

就在这一年,元朝的将士还在追击南宋残影,朝廷就急匆匆地在江西浮梁县(时景德镇隶属浮梁)设置浮梁磁局,由中央政府工部或将作院管辖,专管瓷器烧造:

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大使各一员。

“元朝之所以会在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的时候,就匆忙建立磁局,应该和需要准备全国性庆典有关。”江建新说。虽然与当时享誉海外的龙泉窑相比,景德镇烧瓷技术仍有差距,但这里烧制的瓷器“洁白不疵”。而即将迎来自己鼎盛时期的蒙元帝国“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并且“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

官方力量的加入毫无疑问让景德镇的技术水平突飞猛进。管辖磁局的将作院,分工相当明细,还设有画局。“画局。秩从八品。掌苗画诸色样制”。虽然缺乏确凿的证据,但是江建新根据史料推测,那些隶属于将作院画局的宫廷画师,也参与到浮梁磁局的瓷器绘制中来。

而且江建新告诉我,这时的官窑并不像明清官窑那样独家垄断先进的技术,而只是一个管理机构,烧造产品时选择当地基础比较好的民窑烧造。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成书的《江西大志·陶书》记载这里的御瓷烧造“皆有命则供,否则止”。元代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卷二:“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

这些记录表明磁局的烧造活动不是长年累月都有,而是在朝廷“有命”的情况下才进行,生产完之后窑要封停,甚至“御土”(即高岭土)也要封存,不得私用。

“如果有专有厂址,也用不着烧造完贡瓷之后,便要封存御土,以防别人私用了。”江建新说。

海外庞大的市场需求,官方强有力的支持,民间各种力量的参与,当这些因素在景德镇撞在一起,元青花的产生或许真的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元史》记载:商人,持玺书,佩虎符,乘骚马,名求珍异,既而以一豹上献,复邀回赐,似此甚众。

有学者分析,经常进宝的商人往往要求皇帝的回赐。因此,国家所藏的部分元青花瓷可能是元廷的贡品,但并不长久归属宫廷,或赏赐给与元朝关系密切的伊利汗国,或回赐于商人,也或卖给的富商。这也就是为什么中东等国所藏元青花上,除了有异域风情的教装饰,还有许多保有蒙古人统治下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图案纹饰。

西至伊朗土耳其的元青花还只是元朝青花瓷中的一种,除了这种器型精美、具有御用瓷器特点,被学界统称为“伊朗型”的元青花,考古人员还在菲律宾发现了大量的元青花瓷,这种被称为“菲律宾型”的青花瓷,以中小型器物居多,而且大多绘画简单,烧制比较粗糙。或许是元代民窑日常大量烧制的,专门销往南洋的青花瓷。

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外销产品,烧制出器型硕大的元青花还不值得景德镇的作坊里传来欢呼声,如何把这些动辄直径超过40厘米的瓷器运到那些等待收货的买主手里,才是必须马上考虑的事情。

好在在长期的瓷器交易中,时人已经掌握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运输方法。宋人朱彧的《萍洲可谈》中记载:

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而在陆路上的运输,除了“大小相套”外,还在出发前把豆麦和一些泥土放进瓷器里,隔日洒水。等待豆麦发芽生长,并把瓷器牢牢缠住,以至于整捆扔到地上也毫发无损的地步,才安心上路。

“元青花是东西方文明碰撞在一起的结果,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只有这一点也就足够了。”当被问及元青花为何如此受人推崇的时候,江建新如此告诉我。

伦敦佳士得拍卖行。鬼谷子下山人物大罐的最终成交价格,是拍卖行预估价值的10倍,而且创下了中国瓷器拍卖的最高纪录,至今无人超越。即使在超过10亿英镑的高价上,埃斯肯纳茨依然和一个不知名的电话竞拍者呈胶着状态。

其实,当哈恩先生把家里那个用来放CD的青花罐子交给拍卖行的时候,他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拍卖,毕竟,在喜欢收藏中国货的爷爷那里,这样的瓶瓶罐罐并不少见。

民国时期,哈恩先生的爷爷范·赫默特男爵驻守北京担任荷兰使节护卫军司令时购得此罐。与吴赉熙买青花云龙象耳瓶时的遭遇类似,赫默特男爵购买的这个绘有精细人物图案的瓶子也从没有人想到过是元青花。毕竟绘有人物纹饰的元青花实在太不寻常了。

在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这里的一大特色就是保留了手工制瓷的传统,即使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这里负责绘画的师傅要重现罐子上的鬼谷子下山图案,也需要至少一周的时间。厚森窑烧制的仿鬼谷子下山罐,尽管大体看上去与图片的展示不相上下,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由于钴料的晕散,鬼谷子的眉毛已经不那么清晰了。

“人物特别讲究神采,所以绘画中的笔触就很重要。”洪永信说,“而由于泥胎吸水,钴料又容易晕散,所以要在罐子上画人物就特别困难。”

鬼谷子下山的罐子上,故事的主角鬼谷子端坐于车中,潇洒飘逸,一虎一豹拉车于前。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苏秦之兄苏代则骑马回峰殿后。鬼谷子及苏代之间还有一少年将军,纵马而行,英气勃发。

在中国历史上,鬼谷子是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物。他隐居鬼谷,著书立说,广收弟子。苏秦、张仪、毛遂及著名军事家孙膑、庞涓、尉缭子等皆是其门下高徒。有一次,其弟子孙膑出征时被擒,这才有了鬼谷子在苏代的请求下下山营救的故事。

在战火纷争中存在的元朝,这样的人物故事也就愈发被人们喜爱。民间把这段故事编为《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青花罐子上的图片,即源于至治年间所印樵川吴俊甫刻板。

刻板刻印完成后20多年,到了至正年间,景德镇瓷器烧造进入一个高峰。但差不多在这个时期,靠征战得来的元朝,又陷入了岌岌可危的状态。人们获得短暂的97年平静之后,再次被迫卷入战火之中。

这时景德镇变成了朱元璋的驻扎地,他在这里与陈友谅的汉军交战,一开始处于劣势,直到至正二十四年春建国号吴,才“江西悉平”。

从宋朝兵败直至明朝建立,战争几乎成了几代人的梦魇,也成了他们的记忆。这时的人们是否更加熟悉和推崇英雄人物,所以烧造了这个鬼谷子下山青花罐?或许在缺少实证的时候,对历史的细节认识永远只能依靠猜测蹒跚向前推进。但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是,在现存的青花人物罐中,描绘的人物场景确以战争题材居多。

与鬼谷子下山主题类似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就是其中之一。它出土于明代沐英墓中。沐英是明初战将,“太祖与孝慈皇后怜之,抚为子,从朱姓”。

当沐英在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去世时,青花大罐被当成陪葬品掩埋地下。或许从一个侧面说明,经历了元朝的繁荣与动荡,原本定位为外销的青花瓷,虽然还不能完全被社会的主流审美所认识,但已经渐渐被部分人所接受甚至推崇。

然而,到了晚明,青花又翻出另外的天地:大明永乐窑、宣德窑、成化窑皆纯白或回青、石青画之;宣德之贵,今与汝敌,而永乐、成化亦以次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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